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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经济,原文链接:本刊编委 余韵 | 强化经济研究,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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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的回信中指出,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重新认识和把握我国矿产资源供应保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任务。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矿产资源经济研究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运用开放性、前瞻性和跨学科的思维可以为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提供新答案、新方法、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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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经济研究一直都在围绕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而提供基础和路径选择。矿产资源经济研究尝试回答一些基础性问题,譬如:我们需要什么矿产资源?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边界在哪里?怎样最好地利用已有矿产资源以获得我们需要的产品?矿产资源不同于其他初级产品,因为人们无法直接感知矿产资源与人类之间所关联的性质和程度。我们无法用统一的价值尺度来衡量矿产资源的绝对价值,更多的是依赖于人们所设置的规则和约定。对矿产资源的表征受到人类思想和社会建构的支配,对矿产资源的认识处于特定模型、规则和语言的“三棱镜”之中。因此,需要谨慎地构建概念和模型,用来量化这种联系和表达性质与程度。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是其中的基础研究之一,比如,矿产资源全生命周期流量、存量的计算和跟踪是认识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基础研究,可耗竭矿产资源最优跨期的决策和配置是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的基础研究。矿产资源经济学正是使用模型、规则和语言来认识矿产资源的学科,尤其强调经济研究在制定矿产资源管理政策时所起的揭示、分析、评价和预判作用,是着重研究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与保护政策的一门应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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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物理—社会—经济系统中考虑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及其最优污染水平,由此重新厘定矿产资源最优保障能力。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把矿产资源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中,出现了达斯古普塔、索洛、哈特维克分别撰写的三篇可耗竭资源利用模型的经典论文。20世纪90年代,矿产资源经济学更加注重资源要素、生态环境、技术手段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通过资源跨期最优配置研究,形成了以霍特林准则、索洛-哈特维克准则、世界银行真实储蓄、弱可持续性等为主线的矿产资源经济理论并得以应用。进入21世纪,随着西方矿产资源消费量进入平台期,发展中国家也十分关注矿产资源与经济增长、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对于资源诅咒问题,现在已经将重点从增长问题转向了发展与福祉问题,讨论矿产资源配置与社会发展不平等、环境健康、人均寿命、教育水平等能力代理关系。当前,“增长的极限”不在于矿产资源的耗竭,而在于开采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矿产资源经济学研究需要在物理-技术表征与矿产资源的社会—经济模式之间不断地反馈和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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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新发展阶段,必须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中国矿产资源经济研究。做好矿产资源供给保障工作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课题,在战略谋划之前必须再次认识和把握几个关系,即:调查、勘查、开发和保护的关系,资源高效利用和全面节约的关系,增强国内资源供应能力和厘定资源安全底线的关系,矿产资源所有权、矿业权、他项权利人之间的关系,等等。立足我国资源国情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践,运用不断发展的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来回答这些关系,可以为新形势下保障初级产品供应提供基础和路径选择,让各类主体特别是地勘单位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抓住找矿增储、循环利用、替代节约、进口补充等环节,在初级产品供应保障的宏大实践中不断丰富矿产资源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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